”太平洋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些天真的日本青年，高喊着“天皇万岁”，驾着飞机微笑地撞向敌舰。
大家都猜到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神风特攻队“。
图神风特工队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
日本“神风特攻队”是支飞行队伍，用的飞机又小又简单，驾驶员都是二十岁的青年，飞机上只带炸弹，只备单程用油，没有降落伞，飞出去就不准回来，轰炸的目标是美国军舰。
”神风特攻队“是怎么来的？
”珍珠港事件“后，愤怒的美国人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打响。日本人没有想到，他们的战略偷袭虽然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但他们却低估了美国本土强大的工业潜能。美国的战争机器开动后，很快重整旗鼓，在中途岛战役中给了日本人沉重一击。输掉中途岛战役后，日本深陷东西两线作战的泥潭，内外交困。面对美军强大的优势，日本军部为了挽救败局，提出建立一个“神风特别攻击队”。
为什么叫“神风”？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十三世纪，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都因海上突如其来的飓风而失败。那时人类还没建立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日本人认为这是神武天皇的鬼魂掀起了“神风”，击退了元朝军队。所以，二战后期日本再次面对生死困局时，打算孤注一掷，希望通过组建这个“神风特攻队”，再现“神风”的神话。
图忽必烈东征遭遇飓风
历史上两军交锋时，一方身陷绝境自认为必败无疑，这时选择同归于尽还好理解。但像日本人这样的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自杀性袭击，却很罕见。除了日本的神风特攻队，也只有后来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了。
“神风特攻队”日本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临时组建的。在当时，正规军校毕业的军官不愿充当自杀性袭击的特攻队员，他们都知道这样的组织是毫无意义的送死行为。因此，“神风特攻队”能招募来的主要都是稚嫩的青少年，其中一千多人是为了入伍而提前毕业的大学生。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学生，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踏上这一场送死之旅的呢？
”天皇的武士道“至上——一个合格的日本人必须是个对天皇忠诚的勇敢武士
在文章《樱花般凋谢的死亡美学？武士道美丽的谎言被日本二战老兵一语戳破》中，我们介绍过，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为了压制天皇朝廷的贵族文化以巩固幕府掌控下的封建体制，有意识地抬高了武士阶级的社会地位。幕府将神道教、儒学和佛教的思想注入“武士道”，又通过民间的庶民教育既实现了儒学普及，实现了“武士道”的全民化，”人必武士，花必樱花“，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精神成为了道德标杆。
图日本武士
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开始了”明治维新“政治改革。
然而，受千年来的制度惯性影响，日本并没有实现英国式的民主。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日本的政治家们激发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并且将这种本该是民族认同和骄傲的态度，用作了征服和屈从的手段。日本在军国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秩序下，可以轻而易举地调动整个民族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对外扩张。
为了建立近现代的民族国家，明治政府必须将日本民族共同体进行重建，而共同体的重建必须依赖共同文化记忆的重构。于是，由武士把持的明治政府将“武士道”进行了改造。
明治政府继承和发展了战国大名“富国强兵”的统治理念，选择了“强兵富国”的发展道路。于是，明治时代官方和学者、企业家们，人工合成了“天皇的武士道”。”武士道“也从重义轻利的武士道转向“义利合一”的武士道，从“武家本位的武士道”转向“天皇本位的武士道”，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化。“天皇的武士道”在政治上要求全体国民、新武士绝对效忠和服从天皇，以天皇的旨意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军事上要求全体国民“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甘为天皇“与万国对峙”的扩张政策流尽最后一滴血；经济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谋求自身利益。
图以东乡平八郎为代表的天皇武士
为了进一步强化“天皇的武士道”，明治时代颁布了最重要的官方武士道法令，即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
《军人敕谕》天皇钦定了五条“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的军人精神：
第1条“军人必须尽忠节”，“保护国家，维护国权”；第2条“军人必须守礼仪”，“下级承上官之命令，实即承朕之命令”，“上级对下级不可稍有轻侮傲慢之举”；第3条“军人必须尚武勇”，“夫武勇乃我国自古以来的贵重所系，无武勇则不配为我国臣民”，“军人担负亲临战场对敌之职，片刻也不可忘记武勇”；第4条“军人必须重信义”，“信即践行己说之言，义即尽己之本分”，切勿因“小节之信义而误大纲之逆顺，或守私情之信义而迷失公道之是非”，“遗污名于后世”；第5条“军人必须以质素为旨”，骄奢华靡“一旦出现在军人之间，则如传染病蔓延”，“士风兵气顿衰”，不可等闲视之。并且特别强调“诚心”至关重要，“通过《军人敕谕》新的武士道——效忠天皇的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军人精神，成为日本人的道和人伦。《军人敕谕》的颁布，也标志着武士道由此进入“天皇的武士道”的新阶段，主君和家臣的关系转化为天皇与臣民、国家与国民的关系。
当然，这《军人敕谕》针对的是武士与军人，明治政府要的是全民皆兵。
年10月，为了进一步以“天皇的武士道”精神教化国民，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将山县有朋在文相芳川显正、法制局长井上毅、侍讲元田永孚等人协助下，拟定了《教育敕语》，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从国民教育的角度，将“天皇的武士道”从军人普及到全体国民。
图拿起95式士官刀，就是天皇武士
《教育敕语》宣称：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扩大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仅为朕之忠良臣民，亦以显扬尔祖先之遗风焉。斯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通于古今而不谬，施于内外而不悖也。朕庶几与尔臣民共同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国民教育决定国家的意识形态，《教育敕语》以“天皇的武士道”作为近代日本教育的灵魂，以敕语具有的绝对权威确定国民的教育方向，将国民的道德意识统一到对天皇的忠诚上。将“武士道德全民化”运动推向高潮，使武士道精神发展成为全体国民的精神。
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李威周教授曾精辟地指出：《军人敕谕》颁布后，“这种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与日本不断对外侵略互为因果，同步发展，即利用对外侵略的‘赫赫战功’以宣扬武士道，又利用武士道来煽动对外侵略”。
军国主义越是强烈，越是狂热地鼓吹“天皇的武士道”精神。通过向民众灌输“天皇的武士道”，使侵略战争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举国一心的行动，使千千万万的民众将侵略战争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甘当天皇的炮灰。
“随风飘落，美丽地死去，芳香永存”——樱花被美化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如果，我们认为二战时期所有的日本人都是被军国主义教育洗脑的愣头青，那就难免显得过于化约主义了。其实，实事并非如此。
战后历史学家收集了大量神风特攻队员的手稿、日记和书信，这些文字记录了他们的内心独白。其中，大部分青年的字里行间的文字中，很难看出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相反他们对极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却十分厌恶。
图年轻的”神风“队员
历史学者们发现，这些年轻人的情感和困惑的主题和其他年轻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是主要集中在两件的事上：生存和死亡的关系，个体和社会的关系。
其实，这也没什么，无论所处哪个时代，年轻人都会产生“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的困惑，这是人类的终极哲学命题。如果觉得个体更重要，那生活的意义就更多在于处理好职业、家庭和朋友等题目。而如果认为社会更重要，那就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有毫不吝惜地为国捐躯的觉悟。
在战火纷飞的乱世，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青年人作为知识精英，往往都具有强烈的的责任感。在个体和社会的天平上，他们往往会坚定地相信“匹夫有责”，不能只顾小我，一定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一点在日本人也不例外。
人是需要怡情的，精神需要寻找到寄托。然而，当时充斥着军国主义，全民皆兵的日本，已经没有适当的集体组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精神寄托。于是，“神风特攻队”就成了青年精英寄托这种理想主义情怀的载体。
在这些青年精英的精神世界里，“神风特攻队”的送死的行为变成了“像樱花飘落一样”浪漫的“为国捐躯”。这些队员在手稿中都反复提到“樱花”，觉得自己要向樱花一样“正直、自然、纯洁”，“随风飘落，美丽地死去，芳香永存”。他们把飘落的樱花看作是为了理想而死去之人的“灵魂”，那么纯真，那么美丽，让他们无比向往。
图富士山和盛开的樱花
就这样，虽然这些年轻人并不认同军国主义分子那一套极端的思想，但行为上却仍然被一种浪漫的、理想化的信念驱使，含笑赴死。
实际上，年轻人并不知道，他们被利用了，失去独立人格的他们也彻底的沦为了战争的工具。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了“樱花”这一日本美学文化符号，美化和掩盖了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内核，更是利用了年轻学生的天真和理想，将这些青年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致命的花朵——樱花
日本在古代深受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中，梅花代表着孤独、清高和高贵。虽然日本本土并没有梅花，但日本古代的贵族却流行咏梅。当时，赏樱花只是民间才有的活动。樱花开，标志着进入春耕时节。那时樱花的象征意义代表着春天，希望，青春，爱情和生命力。
随着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文化上产生了一种独立的需求。日本精英不甘于活在中国文化的阴影下，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具有自己风格的艺术。因此，吟咏梅花这种本土没有的花朵这种盲目崇拜渐渐减少了。贵族和文人们开始转而为樱花写诗，为樱花作画。因为他们相信樱花只在日本生长，是日本独有的花。吟诵日本独有的樱花，就是吟诵日本，是吟诵自己，是一种文化自强。
日本文化是细腻和敏感的，在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樱花用来形容短暂而华丽的美好。樱花让人感叹生命的伟大，美好，又让人唏嘘生命的短暂。当文人墨客都以樱花感物伤怀时，樱花衍生出了新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纯真、正直，代表财富，权力和生命的美好。
图原本应该代表着生命和希望的樱花
因为东亚以中华文明为主体，日本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文化弱势的地位。在古代，日本可以说是长期处在被强大的中华文化压制。清朝在19世纪表现出的一系列衰败、堕落和消沉，使日本原本对中华文化的态度逐步变为歧视和鄙夷。于是，日本又把膜拜和模仿的对象换成了西方。
从古至今，日本在对中华文明的模仿中一直没有什么支撑自身文化自信、民族自强的资本。而政权的稳定，又离不开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民族自尊。
为了树立自身的文化身份、民族自尊，日本人努力地寻找能体现自身独特性的文化符号。就在脖子都快转僵的时候，日本人发现了三件宝贝：日本天皇、武士道、樱花。
图神道教道场
前面我们说过了，民族国家的建立，实际上往往是对一个共同体的重建，而共同体的重建必须依赖共同文化记忆的重构。于是他们开始精心地打造这日本帝国三件套：
日本天皇：用神道教将天皇塑造为天照大神的后裔，用佛教的思想将天皇装扮成大日如来的化身。用日本化的程朱理学则强调了天皇的道德优越性，同时树立了忠君爱国的思想。武士道：前面讲过了。樱花：代表日本文化独特性的“樱花”，这时也就成为了绝佳的政治宣传素材。我们重点说说樱花。靖国神社种植着象征“纯洁、正直”和日本的独特性的樱花，用来渲染神社的氛围，寓意神社供奉着忠于天皇的灵魂。死去的军人如果被认定为“忠魂”就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接受参拜和祭祀。渐渐地，盛开的樱花本身也成了死去军人“忠魂”的代名词。一个军人，如果忠于天皇，为天皇而死，死后就会化作靖国神社的樱花，就会被祭祀被参拜。就这样，在靖国神社里，樱花和“忠于天皇、忠于信仰”结合起来了，为了天皇献身也变得具有了美学意味。
从此以后，樱花原本“生命力”和“珍惜生命”的象征也被渐渐偷换、扭曲成了“死亡像飘落的樱花”一样美丽和“忠于信仰的灵魂会幻化成樱花”这样的死亡美学。军人制服的纽扣、肩章、领徽、帽徽还有军刀上都是各种纹样的樱花，海陆空三军的军歌也以樱花为歌词。
图日本军服上，樱花图案的衣扣
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力度的不断扩大，渗透到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民众的日常意识之中。普通民众不知不觉之中就被灌输了，“像樱花一样去死”，是浪漫的，理想化的死亡美学。
军国主义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对自古深入人心的樱花加以利用。将樱花的意义再造，再将军国主义结合樱花这个符号加以浪漫化、美学化，最终让民众对樱花的意义产生了误解，军国主义和爱国情怀分不清，思想被意识形态灌输给扭曲了。
青年们本来就富于热情、理想和抱负，樱花的传统积极意义中，关于对纯洁、对青春、对爱的部分很容易打动年轻人。但是，在他们被这些积极意义打动的同时，夹杂了军国主义邪恶目的的“死亡美学”也打包被灌输进了这些年轻人的脑海之中。教科书中、诗歌、散文、歌曲、电影，到处都充斥着对樱花“死亡美学”的赞美。长此以往，越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精英，这种“像樱花一样死去”的浪漫主义思想倾向就越严重。虽然他们读过很多书，仍然不能抵挡这种浪漫化对思想的影响，对价值观的渗透。
因此，军国主义通过刻意扭曲樱花这“国民之花”的象征意义，利用青年的梦想和理想主义，把这些年轻人送上了“神风特攻队“，送上了死亡之路。
结语
我们在批判和谴责那些利用文化去行使邪恶目的的政治家的同时，对于影响我们个体思想的文化却无能为力。无论我们面对的文化是有益还是有害的，无论我们选择接受还是拒绝，这种文化的影响多少都会刻印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行为。如果将文化比作是水，我们就是水中的鱼，不管这水中掺杂些什么杂质，我们既无法拒绝，又无处藏身。因为，没有鱼可以脱离水而独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被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在这历史的洪流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脆弱的，谁也无法摆脱历史进程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所以，如何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每个文化工作者的时代责任。
参考资料：1、《武士道》——新渡户稻造，-1浙江文艺出版社2、《日本武士兴亡史》——娄贵书，-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大贯惠美子/石峰，-10商务印书馆
本文为达文有话说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