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专治荨麻疹医院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8595950.html越人剑秋：萧山人曾自嘲：敢与先进争高下，不向邻居让寸分。早些年，萧山农村小洋楼屋顶上往往置一不锈钢圆球，球上还有金属竖杆，作用有二：一，本身就是接地的避雷针；二，本地民俗，造屋要高出邻居些许。然则屋高有规定，便以竖杆比之。
对萧山人性格的研究，其实很有趣：萧山人可分三类，沙地人（或叫东片人）、塘里人（或叫中片人）、里畈人（或叫南片人）。沙地人生活在钱塘江边的滩涂地，大多从绍兴迁来，因此天然具有勤俭的品质。塘里人世代族居于海塘以内的安全地带，有祖辈留下的产业，也较会享受生活。里畈人生活在萧山南部，靠近山区，聚族而居，有很强烈的团体归属感和互助精神，尚勇好胜。三类人性格迥异。
《萧山人分析》一文写于九十年代初，探讨了沙地人和里畈人的性格差异。如今，时势易也，萧山已裂为滨江、钱塘、萧山三地，再读此文，对三地发展的现状与困境，突然心生戚戚。
萧山人分析
文
杨敏生
无论从自然地理还是从人文地理看，我家乡萧山都可以分成两部分。东部为平原，是沙地区。南部是丘陵、山区，俗称里畈。沙地居民戴乌毡帽，着对襟衣,语言接近绍兴方言，里畈的服饰和语言又别属一个体系。所事产业和生活方式也很不一样。
沙地在钱塘江喇叭口一带，按一般地理书讲，系钱塘江冲积平原。其实，据专家们研究，其成因与*河下游平原一类大有别。*河源远流长，上游为*土高原，巨量的泥沙随流而下，千年万年积得起偌大一片士地。而钱塘江总长不过千余里，上游植被丰厚，江水也清洌，水流带来的泥沙实在微乎其微。那粉状的沙土，大多是一日两度的潮水，从东海大陆架推拥上来的。
据旧县志记载，沙地居民常受“塌江”之苦。钱塘江的塌江与*河的改道又有别。不像*河那样，一旦动刀，便放弃旧河床，另外冲一新道出来。钱塘江只是“蚕食”。三五年一次，沿江五里十里宽的一带士地会在几个时辰消失在江潮中。规律似乎也还没弄清。要么老是吞食南岸土地，忽而改变方向，专蚀北岸的。江面也并不因此而加宽，南塌则北必涨，反之亦然。
算一笔总帐，南岸涨土多。不知别人有没有留心到，《水浒》上提及过，钱塘江流经龛（坎）、赭两山之间。如今，这两山都在萧山境内了。这是宋朝的情况。再往上走，两山之南二十余里有荏山，山麓蜿蜒着水平小道，据考证，为纤道。推算一下，纤夫们在此道上为钱塘江（之江）上的船只背纤，当在唐代了。
▲钱塘江入海口改道分为三个时期，三个时期的变化就是钱塘江改道的整个过程。秦汉时期，钱塘江入海口极为辽阔，赭山、河庄山、岩门山等皆在海里。唐、宋以后，钱塘江逐渐北移，南片大地开始出现淤地，赭山、河庄山等山也逐渐显现。根据钱塘江的流向过程，后人把这个过程分为了南大门、中小门、北大门三个时期。图为宋时，钱塘江走坎山和赭山之间，是谓南大门。
▲明末，南大门逐渐淤塞，钱塘江往北改道探索新的入河口。中小门时期，位于禅机山与河庄山之间，潮入中小门。清初，中小门逐渐淤塞，钱塘江冲刷海宁南部沙地。北大门在清康熙年间形成，此时，宋代江道已成平陆，赭山移至江南。中小门、北大门如图。▲钱塘江从北大门入海，一直到现在，成为钱塘江的唯一通道。钱塘江的改道对于萧山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节点。
地理环境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于常常塌江，且防不胜防，如不葬身鱼腹，便得时时准备逃难、搬迁。故旧时沙地居民很少有狭义上的家乡观念，也不置恒产，一切都从简，居住的都是草舍。我原先以为这或许与沙地土质松软，不宜造砖木结构的楼房有点关系，其实不然，即使有些钱还住草舍——氽入江中损失小点。草舍有“直头舍”、“横头舍”之分。所谓直头舍是将门开在“山墙”上。墙也名义而已，实则是芦秆编织抹以烂泥罢了。横头舍的门则开在正墙上。相比之下直头舍更简陋，远远望去，如“人”字形哨棚。标准的格局是舍前一池塘，舍后一竹园。池塘都是自家掘的，池水供饮用洗涤。近海，水咸。草舍怕火，不宜聚居，星星点点一户户都离得远远的，也就少有交往。大命运是一致的，而各家日常的喜怒哀乐则隔膜得很。其他谋生的行当，一为晒盐，一为种萝卜制萝卜干。晒盐很特别，将新涨的生土上的“地皮”刮下，堆成金字塔状，“塔”基插管导卤，再将卤水置于有沿木板上晒，盐产量自然是很低。熟地里就种萝卜，本地萝卜干是饮誉海内外的。两个行当抛本都不大，周期也不长，实在也是“短期行为”而已。据我的分析，沙地居民的潜意识中有惶惶然的临时观点，随时准备抛弃眼前的一切。
▲沙地人居住的草舍。▲沙地人种络麻。
里畈居民不大看得起“沙地佬”，或许正是他们在潜意识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随遇而安、目光短浅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与松散。
里畈向是聚族而居。一个村坊，数百乃至上千居民，往往只有一二个姓氏，排算起来，都沾亲带故的。要么不造屋，造就造成“墙门”，也就是魯迅先生笔下所谓的“台门”。规模有大小，小点的略如北方的四合院，大的则有三四进。主人在筹划时就有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美好理想了。因为重视血缘关系，就氏氏都修家谱。当然，最末一次修谱，也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二年间，然而，多有珍藏至今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村中也往往裂为两派，斗起来你死我活，“破四旧”都劲头十足，砸祠堂，劈牌位，撕神像，烧匾额，而对于家谱，则不管哪一派得势，总是悄悄收起，不肯毁弃，对立面也心照不宣，断不会提出“家谱问题”以显示自己的革命，骨子里忘不掉同宗同姓。家谱有时倒也有意想不到的价值。比如本地杂志上披露了《萧邑郁氏宗谱》，载有郁达夫及其祖上情况。以前国内外郁达夫研究者在家史上只能上溯到达夫祖辈，这部家谱的发现，不但郁达夫之上十八代都有了着落，连从不为人所知的这一宗郁氏的来龙去脉也记载翔实。史家对其可靠性也毫不怀疑，因为谱修于民国初年，其时郁达夫还是无名之辈。这就引起了各方面的
